参考来源 唐凤楼《我和阿诗玛的悲欢》,《广州文艺》, 杨克伟、金悦《永远的阿诗玛:杨丽坤》, 李景钦《回忆〈五朵金花〉中的杨丽坤》,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,请理性阅读 1974年的上海,五月已经有些闷了。 一家区中心医院的产房外,走廊不长,墙是白的,长椅上坐着几个人。 其中一个男人戴着黑框眼镜,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手里攥着一个网兜,网兜里是暖瓶和搪瓷缸。 他叫 唐凤楼 ,上海人,那年 二十七岁 。 产房里先后响起两声啼哭。 护士推门出来报喜: 两个男孩,母子平安。 他愣了好几秒,才反应过来自己当了父亲。 三年前,他还是广东韶关一座铅锌矿里的技术员;两年前,他第一次在湖南郴州的一家医院里见到孩子的母亲;一年前,他在徐家汇的家里摆了一桌饭,把婚结了。 孩子的母亲叫 杨丽坤 。 银幕上,她是《五朵金花》里骑着马跑过苍山洱海的金花,是《阿诗玛》里眼睛亮得能照人的阿诗玛。 这一年,她 三十二岁 ,已经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好几年。 两个孩子后来取名 唐琰、唐韬 。 唐凤楼后来跟人说起那天,讲了个笑话。 他说他站在产房外头,听见医生在里面喊“生了,生了”,耳朵一岔,听成了“重了,重了”。 他低头一想,确实重了,肩膀上这副担子,从此又多了一百多斤。 这话听着像玩笑,知道内情的人笑不出来。 三天之后的一个深夜,这间病房里出了事。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,讲那一夜的人不少,版本也各不一样,有的说摔了东西,有的说惊动了整层楼。 能对得上的只有一条: 她的病,在最不该来的时候来了,来得又急又猛。 一个刚做了三天母亲的人,忽然 不认识自己的孩子,也不认识守在床边的丈夫。 要弄清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,得把镜头往回倒三十来年,从一个云南小镇上排行第九的小姑娘说起。 【一】磨黑镇的小九 1942年4月27日 ,云南宁洱县磨黑镇,一个彝族人家添了第九个孩子。 磨黑这地方,今天很多人没听过。 当年它靠盐吃饭,镇子周围有盐井,井里熬出来的盐巴装进麻袋,往马背上一捆,铃铛一路响到普洱、思茅,再往南走。 镇子不大,青石板路,土坯房,下雨天一脚泥。 山高,雾重,早上起来屋檐下还在滴水,太阳要等到半晌才翻过山头。 这户人家孩子多,日子紧。 小姑娘生下来,家里人按排行叫她“小九”。 后来几十年,亲近的人都这么喊她,喊到她头发白了,还是“小九”。 她的童年没什么亮色。 家里十几口人,父亲忙着一家人的吃穿,母亲操劳得更狠。 她四五岁那年,母亲走了。 衣裳没人缝,病了没人熬药,放学回来锅里是凉的。 一个孩子那么早没了娘,往后的日子是什么成色,不用细说也能想见。 母亲去世以后,家里更难。 她刚上小学,书没念多久就停了,回家放牛、下地,跟着大人干活。 云南的山里孩子天生会唱会跳,插秧有调子,放牛有山歌,赶街天对歌能对上半天。 小九嗓子好,人也灵,站在田埂上唱两句,过路的人都要回头。 1952年 ,她十岁,大姐杨琴把她从磨黑带到昆明,寄住在二姐家。 二姐家日子稍宽裕些,她这才重新进了学校,插班到昆明新村小学。 书本对她的吸引力大得惊人。 零用钱不多,几乎全拿去买了书。 同学在院子里跳皮筋,她抱着书坐在台阶上看,看到天黑,屋里点灯了还在看。 这个习惯跟了她一辈子,后来住进医院,床头还是放着书。 1954年 ,她十二岁。 那天二姐带她去看演出。 她坐在台下,个子小,穿得朴素,眼睛却亮。 台上跳得热闹,她看得入神,手脚不自觉地跟着动,脚尖在椅子底下打拍子。 台下还坐着一个人,云南省歌舞团的 胡宗林 。 他后来回忆,说这丫头眼睛会说话,一看就是块跳舞的料。 演出散场,他被领到这个小姑娘面前,问她愿不愿意到歌舞团来学跳舞。 十二岁的孩子哪懂这意味着什么,只知道能天天跳舞,还能吃饱饭,就点头了。 进了团,她当学员。 练功房是木地板,冬天冰凉,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压腿、下腰、跑圆场。 别人练完去吃饭,她还在镜子前一遍一遍地过动作。 膝盖上青一块紫一块,晚上盖被子都疼。 团里的人说,这姑娘有点犟,一个动作不到位,能自己跟自己较劲一整天。 第二年她就正式上台了。 先是群舞,《十大姐》《白鹇鸟》《万盏红灯》《采茶》《小卜少》《赶摆》,一场一场跟着跑。 跑着跑着,人从队伍后头挪到了中间,再后来成了领舞,成了独舞。 她跳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团里老演员看了都说,这孩子的身子像水做的,一起手一投足,安静得很,偏偏让人挪不开眼。 那几年她过得不富,可过得踏实。 练功、演出、看书、跟着团里下乡慰问,一个月几十块钱,日子清清楚楚。 她话不多,笑起来却实在,团里的小姐妹都愿意跟她搭伴。 1956年前后,团里排大型歌舞,她开始常在台上领舞,一站就是前排中间那个位置。 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,她也不怯,音乐一起来,人是松的。 团里的老师傅说,这丫头天生吃这碗饭,乐感好,记动作快,别人练十遍,她三遍就顺下来了。 她的日子过得简单。 早



